第144章 南朝皇帝篇（49）
引狼入室
侯景原来是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，在北齐奠基者高欢帐下征战，屡立战功，深受高欢欣赏倚重。但侯景为人反复无常，并且与高欢之子高澄不和。高欢死后，高澄想夺侯景的兵权，他就于太清元年（547年）正月投降西魏，但西魏宇文泰对他有戒心，并不倾心接纳，于是侯景请求以“豫、广、颍、洛、阳、西扬、东荆、北荆、襄、东豫、南兖、西兖、齐等十三州”降服梁朝。萧衍很高兴，封其为河南王、大将军，并派军接应。后来，萧衍与高澄讲和，但要以梁朝遣送侯景回东魏为条件。侯景得知后，以诛杀朝中弄权的朱异为借口，发动叛乱。叛军长驱直入，最后兵临建康、围困台城，本来萧衍已经号召各地军马驰援，但由于各路援军心志各异，在几次作战不利后就按兵不动，坐观成败，于是叛军得以继续围攻台城。而守卫城门的临贺王萧正德早已投靠了侯景，开城把叛军放入，台城沦陷。
侯景掌权后，萧衍虽在表面上受制于他，但内心极为不平。侯景想让其党羽宋子仙出任司空，萧衍说：“调和阴阳（三公职责），怎可用此物？”侯景又请让他的两位同党任便殿主帅，也被拒绝。侯景不能强迫萧衍，心里甚感忌惮，太子萧纲曾入宫觐见，流泪劝谏，萧衍却说：“谁让你来的！如果社稷有灵，还可恢复；如果不是这样，何必流泪！”侯景派手下的兵卒入直省中，有的人赶着驴马，带着弓刀，在宫廷中随意进出。萧衍询问原因，直阁将军周石珍回答：“这是侯丞相的卫兵。”萧衍听后大怒，斥责周石珍道：“是侯景，为什么管他叫丞相？”左右侍从都很害怕。自此以后，萧衍的要求也大多不能被满足，日常饮食供给也被减少。年迈的萧衍忧愤交加，从此一病不起。
台城身亡
太清三年（549年）五月初二（6月12日），萧衍躺在台城皇宫净居殿，嘴里发苦，索要蜂蜜不得，在发出了两声”嗬！嗬！”（表示惊讶）的声音后，便在饥渴交加中逝世，享年八十六岁。侯景密不发丧，将其遗体暂时置于昭阳殿，到二十六天后方才被迁移到太极前殿发丧。由萧纲继位，即梁简文帝。同年十一月，萧衍被追尊谥号为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同月葬于修陵（今江苏丹阳陵口）。
为政举措
政治
勤于政事
早在入主建康时，掌权的萧衍便下令废除了东昏侯在位时的苛政。如中兴二年（502年）初，萧衍下令“减损浮费”，“御府中署，量宜罢省”，又命公开焚毁东昏侯的“淫奢异服六十二种”。
萧衍称帝之后，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着的。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，自己很勤于政务，而且不分春夏秋冬，总是五更天起床，批改公文奏章，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。
选拔良吏
萧衍虽雅爱文士，但颇注重政事能力。他曾手敕答刘孝绰云：“美锦未可便制，簿领亦宜稍习。”在对官吏的选拔任用方面，他尽量选用良吏。首先，萧衍注意对在中央掌握重权的官员的任命，他先后重用范云、周舍和徐勉等人。这些人或者有才能，或者有德识，或者敢于直言谏诤，都是难得人才。梁武帝任用他们对于改良萧齐后期混乱的政局，稳定社会，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其次，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，经常亲自召见他们，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，清正廉明。为了推行他的思想，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，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，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。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。他的政令实行起来以后，梁朝的吏治得到显着改善。萧衍也十分清楚，当时州郡官员多非良才，但是对于贪暴官吏，一经发现都要给予严厉惩处。
东晋六朝是贵族门阀把握话事权的时代，九品中正制已不能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，社会人才机制出现壅塞。因此在选用官吏问题上，萧衍遇到了一个如何处理士族与庶族关系的问题。要稳定、巩固统治，必须首先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。为了提高萧梁政权的影响力，萧衍便采取了拉拢高门士族的措施。让高门士族中的不少人担任高官，而实际大权却由庶族掌握。这是因为，高门士族出身的人大都崇尚玄虚，不亲事务，对于簿领文案等事不肯用心，而出身寒门的令史却谙熟政事，勤恳耐劳，如范云、徐勉、周舍等人均来自士族的中下层。对寒门庶族，他也尽量做到“惟才是务”。天监四年（505年），梁朝设置五经博士，又设立招收寒门弟子的五经馆，“修饰国学，增广生员”。学生免学费，食宿全由国家供给。生员只要能精通其中一部经书，经过考试后都可以录取进入官吏队伍。在诏令中萧衍说，哪怕是放羊的，看牛的，只要能考上，有才能，就录用他，绝对不准阻拦。此举让寒门子弟有了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性。在政府提倡鼓励之下，向学之士自四方云集。自萧衍开始，通过考试录用人才成为常设制度，这为以后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。
广纳谏言
萧衍还广开言路，曾多次下诏称不论是在朝的官吏或地方的刺史以及四方士民，如果想对刑政发表意见，只要利国利民的都可以上奏。为此，他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（当时叫函），一个是谤木函，一个是肺石函。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，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，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，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。如果是一般的百姓，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，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。
修订刑律
萧衍重视刑律的制定。称帝之后，他就命令群臣制定新律法。南齐时的郎官、洛阳人蔡法度，家传律学。他家中藏有齐武帝时删定郎王植之的《集注张杜旧律》，共一千五百三十条，但未实行过，而字迹却将磨灭。萧衍于是任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，使其损益王氏旧律，编写《梁律》。天监元年（502年），以尚书令王亮、侍中王莹、尚书仆射沈约、吏部尚书范云等，参议断定，定为二十篇。天监二年（503年），《梁律》修成，又有《令》《科》各三十卷。[196]
在法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，萧衍优待官僚贵族，有犯罪者则想方设法为之辩解。而百姓有罪，都案之以法。有的连坐则老幼不免，一人逃亡，则全家治罪。有一位秣陵老人曾当面向萧衍指出：“陛下为法，对老百姓要求严，对于权贵却宽松，这不是长久之术。如果能改正，将是天下百姓的福分。”萧衍接受了这—批评，便下达了一些宽减刑法的诏书。但萧衍“锐意儒雅，疏简刑法”，致使公卿大臣都不重视刑狱，特别是萧衍晚年，怠于政事，又专精佛戒，对王侯子弟的犯法，则宽之又宽。以致王侯子弟更加骄横，有的竟然白日在建康大街上杀人。至中大同元年（546年）之后，禁网逐渐宽疏，百姓安之，而贵戚之家，更加目无王法，为非作歹。侯景乱梁时，便有书告城中士民，历数此种权贵盘剥以供己用的状况。
经济
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，萧衍曾下令广辟良田。不管公私土地，务尽其地利。为了增加劳动力，招抚流亡，萧衍规定：凡天下之民，有流移到其他地方的，都可以让他们回到故地，免征课税三年；如有不愿还者，就允许他着土籍为民；凡是荒田废宅被没收为公田的，除官府已垦种的部分外，都分给贫民。同时，他下令禁止豪家占取公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