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川的一个宁静下午，新任纪委书记何少坤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。
由于近期人事变动频繁，县委办公室尚未安排专人与何少坤交接工作，因此何书记暂时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他告诉简阳，刚刚接到北京某办公厅的电话，称县委传达室的刘大爷在北京逝世了。
简阳听后感到十分诧异，心想县委的一位老人怎么会在北京去世。
见何书记也是一脸困惑，简阳便建议：“何书记，您赶紧再给北京方面打个电话，详细了解下具体情况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何主任匆匆离开，不久后，简阳桌上的红色电话响起。
他迅速接起电话：“喂，您好！我是简阳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简阳已非常熟悉的巩书记的声音：“嗯，简阳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你们县委机关的刘遵义老同志在北京逝世了！省委今晚会派人去北京参加追悼会，你们也要赶快派人过来，和我们一起去，我们是晚上十一点的飞机。刘遵义同志临终时留下遗言，说他要葬回古川，你们要去把他接回来，并安排好老同志的后事。”
简阳虽然满腹疑问，但此刻不便多问，便试探着说：“那我们安排县纪委书记兼古川县委办公室主任何少坤代表我们前去，您看合不合适？”
电话那头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可以！你快点安排下去吧，别误了飞机。”
简阳赶紧答应，挂了电话就安排人去叫何主任进来。
何主任匆匆跑进办公室，看见简阳，还没等简阳开口，就说：“简书记，北京那边要我们赶快安排人去参加明天的追悼会，并把刘大爷的骨灰接回来安葬。”
简阳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省委巩书记已经来电话了，他们也要派人去北京，我看县里就安排你和他们一起去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”
何主任摇摇头，简阳便让他去准备了。
第二天上午，简阳接到何主任从北京打来的电话，才得知事情的整个经过。
刘遵义老同志是一位革命老前辈，老家在遵义，但当时家里已无亲人。他是跟随经过遵义去投奔延安的学生一起到延安参军的，一路上因大家常叫他遵义，他便将这当作自己的名字。参军后，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一路积累战功，从连长一直做到营级干部。
在古川养伤期间，与当地乡亲结下深厚感情，并与乡亲女儿相爱，约定战后回去结婚。伤愈归队后，从河北打到广州，但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时再度负伤，左腿韧带受损，伤愈后无法再随部队行军。
刘遵义同志在伤愈后，组织上决定安排他转业到地方工作。鉴于他已是副团级干部，他根据自己的意愿，回到了古川，担任了古川第一任县委书记。
满怀期待地回到古川，他却发现那户人家已成废墟。村干部告诉他，他离开后不久，那家人因遭人告密而惨遭杀害。刘遵义悲痛欲绝，蹲在废墟旁呆坐三天，此后终身未再婚。
他成为古川第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，也是最后一批被平反的干部。
原因在于他从不向组织反映问题或提要求。
若非一位老部下记得他，他或许会默默在收养他的村庄种田。
平反后，组织上询问他有何要求，他指着自己的腿说：“我还能做什么？年纪大了，文化水平也不高，就安排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吧！”
当被要求具体说明时，他挠头表示：“我什么也干不了了，如果可以，就让我回去帮忙守大门吧。”
他多次要求组织上对自己的事情低调处理，动情地说：“许多参加革命的同志都牺牲了，我能活着看到新中国，已很满足。与牺牲的战友相比，我已很知足！”
在刘遵义老同志的坚持下，仅按县处级干部办理了退休手续，补发了工资。他却将钱全部捐出，默默守着大门。
起初，人们好奇，但刘大爷始终沉默寡言，时间一长，人们逐渐淡忘了他的来历。
只有几位退休老干部了解刘大爷的事迹，偶尔与他聊天。
春节前，老干部们因不满简阳的做法和言论，计划在团拜会上质问他，特意邀请刘大爷。
但刘大爷以性格为由拒绝。他一直站在座谈会窗外，担心简阳压不住场面，丧失党的威信。然而，看到里面的情况，他对县委书记有了深刻印象，开始关注县委大事小事。
简阳被停职后，随市纪委去西川时，是刘大爷开的大门。他未吭声，但第二天独自去北京。
平生第一次。他要去找战友和部下，当面问问原因。老人家已近73岁，长时间未出门，穿旧军装，拿民用地图，挂水壶就出发。
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到北京，找到已退居二线的战友和部下。见面时，刘大爷只清醒三小时，后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。
看到刘大爷，战友和部下失声痛哭，没想到他处境如此，以这种方式重逢。
何主任懊悔工作粗心失职，感动于革命前辈精神，表示上了深刻一课。简阳无法言语，手颤抖，反复念叨：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！”
刘遵义老同志回古川那天，北京老同志、办公厅同志、省委省政协同志共四十多辆车护送。一路无哀乐警笛，沉默抵达古川。
将军山上，北京战士为老同志安放灵柩，行军礼，鸣枪致敬怀念。